我国典当业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2017-07-06 11:18

 典当业在我国是历史发展悠久的行业之一,开始于南朝,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近代中国出现银行前,典当行业一直与票号、钱庄成为我国金融行业的三大支柱。建国之后,典当行并没有马上消失,而是在一段时期仍然存在。直至1956年之后,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全国才正式消亡。到1987年12月典当行在中国经过30余年的销声匿迹后,重新出现在四川成都。应该说,典当行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其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典当行业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公元四、五世纪,典当行业的诞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在东晋时期,南方地区的经济已经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在劳动力方面,由于汉族的权力中心向东南倾斜,大量北方的人口迁移到南方地区,因为大都举目无亲,其中不少人依附士族、地主豪强或成为寺院的依附民,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其次,土地集中到了士族阶级、寺院等手中,农业生产可以实现规模经营。当时占有大量土地的有不少家族,占地数十百顷者有之,千顷者有之,甚至出现了占田万顷的大地主。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南朝地主延续了从魏晋以来的“占山护泽”,并且愈演愈烈,这表明南朝经济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地主和寺院获得土地的重要途径。

    再次,南朝的社会税赋较重。在宋、齐时期,对农民的剥削采用九品混通制,即在征收之前,要预先评定户资,将民户分为上上至下下九等,然后再依等征收。当时户等的高低决定于每户田地、房屋、桑树等资产的数量与质量。在梁、陈时期,改为按丁征收,主要按照纳税人的年龄、性别征收,实际成为人头税,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在商税上,主要有市税、估税、桁渡税等。由于前后的变化,至今不知具体的税率,但在帝王的诏书中反复出现了“市税重滥”“市税繁苦”的词句。而估税为40%,卖者承担3/4,买者承担1/4。桁渡税是对于通过渡河的商人而收的税种,法定税率为货物的1/10。当然除此之外对于商品还要征收单项税[1]。 

    最后,南朝的寺院经济特别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在南朝全国的寺院数量有8006家,僧尼数为183200人[2]。寺院的主要财产是土地,来自于统治阶级和信徒的施舍以及对于民田的兼并。除了下层的僧尼在土地上耕作外,依附民以及投奔寺院的农民也成为寺院地主的佃户。加之国家对寺院没有征收赋役,寺院迅速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构成了国家的威胁。以致导致了后来的两次灭佛事件。当时有人指出灭佛事件的目的是“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3]。”

    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典当行业作为一种行业出现了。清朝吕种玉曾说:“……按此库,唐以前唯僧寺为之,谓之长生库。”我们可从典当行业的产生过程看到,其存在的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使得一部分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较大。 

    经济的发展是首当其冲的原因,只有财富积累到除了再生产投资外,还有剩余的时候,才会进行货币本身的经营活动。因此,寺院财富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加之有众多的僧侣可以抽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放贷活动,有存放质物的场地,其从事典当活动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典当行业诞生的社会基础还在于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严重不平等。在南朝时期,由士族等特权阶级的存在,当时存在严重阶级分化的现象,加之沉重的税赋,农民、依附民经济状况恶化,成为寺库的主要顾客。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社会经济基础,使得典当行从开始就与高利、剥削密切联系,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不光彩的行业。 

    (二)票号、钱庄出现后典当行业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我国明清时期,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在清代又出现了票号与钱庄。在鸦片战争之前,主要从事商业汇兑以及存款以及贷款业务。在鸦片战争之后,票号以及钱庄的运行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如票号的资本来源于公私款项的积聚,对钱庄的贷款是它活动的主要渠道,而钱庄资本活动的对象逐渐地转向新式商业行栈为主,每年要贷给丝、茶等行业巨额资金。 

    在清代出现票号和钱庄后,对于典当行业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十分有趣的是在票号与钱庄出现之时,恰是典当行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如在嘉庆五年,全国城乡的当铺有2.5万家。当铺的主业还是以物质钱,但也从事了收取地租、房租以及售粮、从事兑换、发行信用货币等业务。典当行业与票号与钱庄的业务虽然有部分重合,但典当行的资本属于高利贷资本,而票号、钱庄的资本属于信贷资本,各自有自己的业务范围,典当行业并没有受到较大的冲击。 

    可以认为:票号、钱庄出现后,典当行业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即社会大量的高利贷资本、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并没有改变,这也是典当行业继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近现代银行业产生后典当行业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19世纪中期,由于对外贸易的增长和金融业务的扩大,外资银行在中国出现。1845年出现了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在60年代末,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置了42个点。因为外国银行在华的利润,刺激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成立。到1925年,我国银行已经有158家,实收资本16914万元[4]。在这一时期,由于官款以及其他的绅商富户将其存款大量地转移到银行,典当行的资本金受到较大的影响,加之放贷业务与银行形成竞争关系,典当行业整体受到冲击。 

    可以看出:典当行业在与钱庄、票号并存期间,并没有因为所从事的存款、放贷而与钱庄、票号存在太大的竞争关系,而在近现代银行大规模出现后,典当行所从事的典当之外的金融业务因为其资本的转移,而受到较大的影响。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素,当时因为时局的不稳,通货膨胀的加剧,死当的比例较大,最终导致了整个典当行业的衰败。

    (四)建国后我国典当行业的社会经济基础 

    我国在建国之后,当铺并没有马上消失,而是经过改造继续发挥其间接融资的作用。改造的主要内容就是降低典当利率,废除典当费用。当时经过改造后的小额质押贷款处,最低的月息达到0.72分,另外还规定死当物出售后,除了扣除本息之外,如果有剩余的,要返还给当户[5]。在文革开始之后,各地的小额质押贷款处都被关闭,从此已经在中国存在了1500多年历史的典当行业彻底消亡。 

    可以认为:典当行业的消亡并不是因为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存在而自行消亡,而是一种人为的因素导致的结果。一旦出现政府管制放松,典当行业就会如雨后的春笋发芽、壮大。1987年12月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的出现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当时城市经济改革业已经历了近10年,一些国有企业对于国家授予的财产已经拥有经营权,有占有、使用、收益以及按照法律规定的处分权,因此可以有一定的资本从事以物质押的间接融资活动。当时成都这家典当行收取的月利率为6%,而1987年各银行的流动资金的月贷款利率普遍在6.6‰左右,此利率可以上浮20%。这样,典当行的放贷利率普遍高出银行贷款利率的70%左右。从该典当行的开业以后的情况看,主要的客户是个体经营者。这主要因为当时银行几乎不向个体经营者贷款,即使贷款其利率也较高,月利率在7.8——9.6‰,远远高于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贷款利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都典当行出现之后,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以及有着典当行经营历史的省份相继出现了典当行,整个典当行业在中国大陆迅速重新恢复。 

    可以发现,这个时期典当行业的社会经济基础与过去的社会经济基础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的发展较快,但个体工商业者从政府的金融机构难于获得资金的支持。当时典当行的服务对象大都是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区街道企业和少数的居民。其资金投向,据调查统计,有90%以上投向生产与经营领域,只有少数典当资金是用于解决社会公众生活临时急需。典当行还普遍规定,当期届满,还可以续当;如果发生死当,典当行拍卖变现扣除应计费用后,多余部分必须返还当户。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末恢复出现的典当行业与建国之前的典当行业相比,其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质的转变,其行业的性质也随着发生改变。在解放前,由于国民经济整体不发达,加之社会财富集中在特权阶层以及大地主、商人手中,主要的当户是穷人,具有较强的剥削性质。典当行开设的背后是高利的诱惑,在唐代已经开始出现国家资本以及官僚资本涉足典当行业的现象。即使在银行已经出现的情形下,典当行业仍以风险少,利润大吸引了政府的资本。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典当行业作了整体改造,从剥削工具已经改变为以服务大众为主。而在1987年底恢复的典当行业秉承了服务传统,淡化了剥削与高利的色彩。在当时银行业不能为集体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的情况下,以其独特的形式提供了金融服务。虽然比当时银行的贷款利率高70%左右,并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因为当期短(不超过6个月),对于当户来讲,比民间的高利贷要低得多,能弥补银行对某些领域不能提供金融服务的不足。 



上一篇:中国典当复兴30周年
下一篇:现代典当行与传统当铺及金融机构的比较
诚当回收
all rights reserved

扫一扫进入微信公众号

扫一扫 添加微信